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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女间谍:她把英美资料偷给苏联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向鲁特·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第四次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耐不住,发开了脾气,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起哄”。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绞刑架下的佐尔格;她想到了吃尽牢狱之苦的克劳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经与自己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鲁道尔夫、恩斯特,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的战友……她不得不删掉那些写在书里的文字,为此她感到内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鲁特·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克伦茨和继任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清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她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可她的理想并未破灭。德国是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对于她这样历经考验的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她找出原稿,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

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德国一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核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鲁特·维尔纳。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于尔根·库钦斯基。随行的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得知鲁特·维尔纳工作做得如此精细,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她称鲁特·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女记者萨比内·米德,去柏林采访已经年逾九旬的鲁特·维尔纳,待她做完这档节目,老太太已经安然辞世。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前面加了个送葬仪式,人们看到,除了家属,生前友好和推崇她的读者,马尔库斯·沃尔夫、前作家协会主席赫尔曼·康特等人,也出现在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顶尖级的情报人员,成绩斐然的作家送行的队伍里。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每个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这时她大概又想起了在中国结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7年是鲁特·维尔纳诞辰100周年,离开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生活了将近20年的人们,逐渐产生了“怀旧情绪”,人们又想起了鲁特·维尔纳和她的《索尼娅的报告》,想起当年怀着满腔激情阅读这本书的情形。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又推出《索尼娅的报告》,这次出版的是“全本”,恢复了删掉的那些段落。不过,这时读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这本书的全文,人们还想了解与本书主人公一道生活战斗过的男人们后来怎样了;作者的儿女们现在活得如何。为此,柏林新闻记者鲁道尔夫·亨佩尔,专门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三个儿女。人们从发表在报刊上的采访记录中,知道了他们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他们共同的母亲的爱和敬仰。

自从鲁特·维尔纳过世以来,除了新版《索尼娅的报告》之外,还陆续问世了一些关于她的著作,其中有德国作家艾伯哈尔德·帕尼茨的《接头地点班伯里》,凯·米尔格斯的《人与炸弹》。这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是鲁特·维尔纳和福克斯。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波奇卡廖夫和亚历山大·科尔帕及第合著的《红军秘密工作的女强人》,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鲁特·维尔纳;此外她在波奇卡廖夫创立的“莫斯科佐尔格博物馆”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学者杨国光的《佐尔格》和张晓宏、许文龙的《红色国际特工》中,都用专门章节介绍了鲁特·维尔纳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重访”板块,专门制作了“红色国际特工索尼娅的报告”,向我国观众介绍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功勋卓著的共产国际情报员。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她从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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