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策展人：有情有义的“渣男”乌雷与曾经的行为艺术
近日，特展“乌雷：无量之物”在上海昊美术馆开幕。这是乌雷在亚洲的首次机构大展，也是一次穿越乌雷艺术作品与生活的旅程。
在展览开幕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展览策展人来梦馨，谈及其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他与阿布拉莫维奇曾经的纠葛故事。
艺术家乌雷，曾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绑定在一起，作为著名的“行为艺术情侣”为人所知。从早期的行为艺术，到分手后的MoMA相逢，再到金钱官司，直到2020年辞世，他的故事一直为人所传闻。
乌雷（1943—2020），本名弗兰克·乌韦·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1943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是宝丽来摄影、身体和行为艺术的先驱。此次上海昊美术馆的展览“无量之物”由大约70件作品组成，强调乌雷这位宝丽来摄影、身体和行为艺术先驱作品和遗产的多样性，及其实验、不妥协、私密的特质。展览关注了乌雷三个不同时期：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艺术活动、他在1976年至1988年间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合作和他在90年代末的个人创作。
此外，乌雷与中国有着长期且深厚的关系，他许多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此。除了他与阿布拉莫维奇一起合作的《情人·长城》，展览也呈现了他在中国用镜头与日记记录的风土人情。
在展览开幕之际，澎湃新闻特此采访了展览策展人来梦馨，谈及乌雷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与阿布拉莫维奇曾经的纠葛故事。
乌雷，《她/他》，1973-74/2022，原始宝丽来照片转数字照片于灯箱
来梦馨：乌雷本名弗兰克·乌韦·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曾自己经营着一家摄影彩印实验室，后专营工业摄影业务。因此，他拥有摄影方面的知识储备，了解摄影，也想去探索摄影。在那个时间段，他与第一任太太有些矛盾，便离开了家庭，来到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他用了艺名——乌雷。在那里，他看到街头上有人用宝丽来相机。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乌雷时，他就向我描述了这种相机，认为它能在60秒内成像是很不可思议的，太“magic”了。后来，他成了宝丽来的顾问，拿到了相机和相纸，深入街区，拍摄了不同人群，如性少数群体、异装癖等小众人群。展览中的《修整伤痕》系列，是他拍完照片后再按上指纹，形成了一个“ Double Double”的概念。其实原作就是展签大小，被基金会永久收藏。
在完成这一系列的尝试后，乌雷与好友维斯·斯马尔斯、米娅·菲瑟一起成立了De Appel艺术空间，这一空间吸引了不少行为艺术家每周来做沙龙。在这一阶段，虽然乌雷本身还并没有行为艺术的表演，但他策划的活动其实已在孕育和帮助下一代行为艺术家了。现在欧洲的很多行为艺术家都会说乌雷或多或少在某种层面上帮过他们。也就是这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来到乌雷的艺术空间，他们相识了。乌雷除了在践行照和所谓的“表演性摄影（performative photography）”外，他也想发掘更多的东西。他和阿布拉莫维奇的第一次合作是1976年，在威尼斯双年展表演了《空间中的关系》。
来梦馨：两人的方式不一样。乌雷会策划、统筹表演，例如，表演在哪里举行？从何时？又该如何践行？而阿布拉莫维奇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人（我们有时候认为她不仅仅是艺术家，也是名人），所以很多表演故事的视角是由她的人称来说的。在合作的12年里，两人互相成就了彼此。
这次举办乌雷个展，并非是为了争论什么，而是想给观众呈现乌雷这位优秀的艺术家。乌雷自身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脉络有很多变化，包括他最早的宝丽来摄影、行为艺术等。这次展览的展品也是从其不同层面和经历中选取的。
澎湃新闻：可否谈谈《情人·长城》这一项目，这也是此次展览重点突出的部分。
来梦馨：展览着重强调了乌雷与中国之间关系。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在1980、1982年时就来过中国，那是他们感情最好的时期。他们曾想过在长城上举办婚礼，在北京定居一段时间。
乌雷是德国人，当时居住在阿姆斯特丹，阿布拉莫维奇则住在贝尔格莱德，彼此是用电话、传真联系，然后在两个居住地的中间——捷克布拉格见面。他们当时想做一件关于从两端走向一个终点见面的作品，就在全世界中找了一个最长的能干这件事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作品《情人·长城》就是这样萌生出来的。但当时国人并不支持外国人走万里长城。
1982、1983年，乌鲁木齐的铁道工人刘雨田冒了出来，率先走了万里长城。之后经荷兰大使馆多方交涉，这个项目最终得以实现。1987年，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得到允许，可以在1988年走长城。于是，乌雷从嘉峪关出发，阿布拉莫维奇从山海关出发，他们横跨7个省份，最终在陕西二郎山相遇。
由于中国并不允许他们在长城上扎睡袋露营，两人只能每天爬一段长城后回县城住宿，因此完成这件行为艺术的时间也比原计划更久。
他们在行走中都会有当地的向导和部队军人陪同。在展厅里，观众可以看到乌雷当时的身份证和旅行证件，以及他在沿途拍摄的风景人文，从照片中感受西北那种隐入尘烟的感觉。
澎湃新闻：展厅里我们能看到乌雷在走长城时记录的笔记，里面有绘画、诗歌，诗歌还是中英双语的。他当时懂中文吗？
来梦馨：他们每天都有记日记的习惯。陪同乌雷的部队小伙教他如何写中文。除了中英文诗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从当地村民那获得的粮票，记录下当地的图腾，如对土地的崇拜等。此外，还能看到他演绎的中文字“龙卷风”变为“龙卷凤”，并画了龙凤图案。
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约定各自写日记，最后在相遇时交换日记。但正式走长城时，他们的感情已经破裂了，阿布没有认真写日记。后来一段时间内，阿布不喜欢中国，认为这是伤心地。
澎湃新闻：他们的故事在艺术圈一直令人乐道。有人说他们完成这一项目时就分手了，也有的说乌雷在走长城时与一位中国翻译相识相恋了。可否谈一谈这些故事？
来梦馨：在做《情人·长城》前，他们做了一个行为艺术《穿越夜海》，表演的内容为在不同的场域中面对面，彼此，凝视对方。这一表演是一场全球演出，每次需要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乌雷有脊椎病，在演出中无法持续坐下去，有时就会起身离开，而阿布拉莫维奇则认为这样的举动背叛了行为艺术。她是个较真，认死理的人，也是从这件作品开始，两人引发了一些矛盾。
而乌雷与中国翻译员丁小松的故事则是另一桩事了。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在做作品《情人·长城》时，并没有人为他们拍摄记录。在完成这件行为艺术后，他们请了摄影团队来重新拍摄，重新“演”了1/3段。乌雷与丁小松（第二任太太）的相识是在完成作品后的拍摄时期。对于这些事情，乌雷没有去辩解，只在去世前的一部纪录片里聊到。
丁小松很喜欢剪纸，她教了乌雷如何剪民俗的窗贴等。之后，乌雷也用这种剪纸方式做了作品。
展厅现场，乌雷《情侣》，拍摄的是正在做performance的丁小松，也是乌雷后来的第二任妻子
来梦馨：对。无论是他的第二任太太，还是自己的女儿，都是中国人。同时，他过去也在中国做了这些项目，所以他的亚洲首展想放在中国。
来梦馨：在2018年，即乌雷去世前的两年与他相识的。当时我所在的机构要做乌雷的展览。在展览开幕式时，我结识了阿布拉莫维奇。
澎湃新闻：那时他们已经历经2010年的MoMA相逢和2015年的官司事件。在你们的合作沟通中，他们是否愿意透露这些往事？
来梦馨：这是个挺有趣的故事。当时乌雷和现任太太莉娜·皮斯拉克订婚了，但阿布拉莫维奇是最后一位，通过经纪人才知道这一消息的。阿布拉莫维奇说，当时她很生气，甚至有点嫉妒，想去搞点事情。于是就想到了把乌雷的名字从合作作品中抹去。而乌雷觉得这样做没必要，有点过分了，就去打了官司。阿布拉莫维奇知道自己在官司上会输，但就是因为需要对簿公堂，两人能天天见面了，之后他们就又重新开始交流了。乌雷的太太莉娜在中间做了很多协调工作。现在莉娜与玛丽娜是很好的朋友。
这个故事能在展厅末的纪录片中看到。两人都在纪录片中说，官司事件后，两人成为了更亲密的朋友。2018年，我们在纽约为乌雷策划展览时，阿布拉莫维奇还特地从其他地方飞来，他们的照片登在《》上，被人称为世纪大和解。
来梦馨：乌雷喜欢拍自己。展厅中，我们能看到他拍摄的最大的宝丽来摄影《，低语系列》，该系列总共有12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自己，剩下的全是破碎的骷髅、花瓶等，他在上面写道“what was good is given back”。
他得癌症后拍过两个纪录片，一个叫《癌症计划》，是在第三任太太莉娜的帮助下完成的，讲述他的病症，以及如何作为一名艺术家去抗癌，去创作。展厅里的行为艺术《隐形的对手》就是他在最后几年的创作。还有一部纪录片是展厅末端播放的《即兴捕手》，讲述他的艺术历程，以及自身独白。他也并非是一个所谓的“渣男”，他非常有情有义，为社会、艺术后辈做了很多事。他说，自己是一个“最有名的无名艺术家（the most famous unknown artist）”。
乌雷，《，低语系列》，1993，宝丽来照片：Polacolor裱于铝板
澎湃新闻：人们通常将阿布拉莫维奇称为“行为艺术之母”，但并没有将乌雷称为“行为艺术之父”。对此，你怎么看待这些称谓，又是如何看待乌雷的艺术成就？
来梦馨：我觉得他们两人是相互成就彼此的。如果没有彼此，他们的合作作品也就无法令人印象深刻。
在艺术成就上，我觉得乌雷是先锋的艺术家。他早期的以自我拍摄的观念摄影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没有后来合作的行为艺术作品，他可以一直从事宝丽来摄影。
两人和解后，乌雷也更想表达自己的，包括他后期的一些创作等，因为前面的很多故事都被阿布拉莫维奇讲完了，包括她口吻中的“他是如何负我”。他很珍惜他们的友谊，也不想去过多说什么，不想炒作，他就想踏踏实实地创作。他最后说，其实两人都没错，只不过作为两个独立的艺术家，各自都太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