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强实体经济为大国命脉而战

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无一例外都成为一度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战争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理事会成员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因此将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指数式膨胀，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或者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到865.03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频度和烈度史所罕见。

尤其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核心国家。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说，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一致呼吁制造业的本土回归。2009年上台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以“危机总统”的姿态，高调倡导“重回制造业时代”，相继颁布实施《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从“去工业化”彻底扭转为“再工业化”。

紧跟其后，英国2009年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法国2010年提出工业振兴计划，日本提出发展“领先世界的尖端产业群”，德国提出“工业4.0”的高科技战略计划……一时间“再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流行词”，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王者归来”的气势重新主宰全球大国经济角逐场。

幸运的是，中国躲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惩罚的直接冲击。采访中，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碚告诉记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过去2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工业规模总量不足0.4万亿美元，2013年则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工业规模增长了10倍。由此计算，中国工业占全球比重，从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短短11年间，中国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并在2011年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然而，此时此刻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突然兴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发展高技术产业抢占制高点的战略转型，引发全球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连松认为，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2019年3月15日，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工厂的产出在今年1月份下降0.5%后，2月份又下降了0.4%。虽然1月份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与汽车产量急剧减少有关，但目前的下滑似乎更广泛，涵盖机械、电子和服装等领域。

这意味着，被美国总统称作“事关美国经济健康和中产阶级命运”的美国制造业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衰退阴影，所谓的“美国制造的回归”和“再工业化”还是一个美好的政策愿望。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呈指数不断增加，一个国家要重新进入其已经丧失的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成本，需付出的代价将令人不堪重负。”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出任过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亲身经历了美国过去几十年“去工业化”进程，他看到的现实是，“如果你退出了，也许就再也进不来了。”

近年来，随着后金融危机阵痛不断，美国学界和企业界开始掀起了反思实体经济兴衰机制的研究热潮。许多来自美国制造业第一线的“病理解剖”，正在颠覆西方教科书中关于国家竞争在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在其《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愤怒地将美国制造业规模的下降归结为一场大型“经济实验”的结果：

“这场实验基于以下假设：即使在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仍然可以保持繁荣发展，因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以及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能够填补制造业衰退留下的空缺，并且促使经济运行更加出色。”

于是，如此理论指导下的政界和企业界，一方面认为“制造业是无足轻重的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这类资源可以轻松从世界各地获得”；一方面自信地将加工制造业务和技术能力大规模转移和外包。

然而，美国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过去了，服务贸易所产生的顺差几乎微不足道，相比货物贸易逆差却在迅速持续扩大。更惊人的结果发生在过去十年，贸易逆差开始“吞噬”美国竞争力核心的高技术产品，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33%下降到2009年的23%，相反一直作为外包对象国的中国则从同期的6%飙升到31%。

加里·皮萨诺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大量必需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已经迁往海外。”比如，美国发明了光伏电池大量的基础技术，却在产品制造上止步不前。原因很简单，与光伏电池产业相关的许多技术早已迁至亚洲，美国成立光伏电池生产工厂缺乏供应商和基础设施。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顺势形成，“如果每个企业都选择将业务外包给国外的工厂，本土供应商生存将会陷入困境，投资于创新、新技术和员工培训在经济意义上变得不可行。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不足，反过来造成这些供应商竞争力的下降，这又进一步推动企业将供应链转移至海外。”

正如加里·皮萨诺所言，最终的结果就是，“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2015年8月15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出一篇题为“美国应该担心的中国五种最致命武器”的文章，除了列举“太空战”“水雷”和“特种部队”这些缺乏想象力的军事术语外，提出的另两大“致命武器”则是“制造业基地”和“大学毕业生”。

文章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从烤肉架到iPhone无所不包，“2014年底，中国制造商建立了有20万名工人的100条生产线的生产规模，每天的iPhone产量达到了令人瞠目的54万部。一个一天之内能生产50万部iPhone的国家，在一天之内生产出足够1万人的步兵师使用的装备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至于大学毕业生，“到2020年，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当中将有1.95亿名大学毕业生……随着日益重视高技术领域，科学和工程等领域的学位将越来越有用，由此几乎必定会产生一支更加精通技术的人民。”

文章的内容令人忍俊不禁，但也线多年积累的雄厚后发优势，和大国规模所产生的无可替代的工业基础能力，以及强大的人力资源竞争力。

目前，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衡量，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制造业厂商在中国打半小时电话就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到其他国家可能要半个月甚至半年才能搞定。

一位主管部门官员告诉记者，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对保障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在对外贸易竞争中，更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够减少工业配套生产成本，有利于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加强国内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包括被人诟病的高精尖产品，中国技术能力大多也排在全世界前几名。即使一些高端芯片被切断供给，中国生产的低端芯片仍可使用，尽管良率比较低、功耗高、速度慢，但足以支撑自身工业体系需要。”

难能可贵的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唯一100%的工业体系并没有“睡大觉”，而是加紧抓住信息时代开启的契机，为庞大的身躯插上了强劲而灵活的“互联网+”的巨翼。

对此，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在其新著《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一书中作了精要的点评：“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十年有余，正从消费性的移动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工业、农业和军事等各行业延伸。‘互联网+工业’就是‘工业4.0’，它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形态，影响生产和就业，影响所有产品生产、制造、流程、供应链，颠覆了传统工业生产模式……新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给中国带来了后发优势，中国具有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难得优势。”

李燕说，近现代以来，无论是中国自身的探索实践，还是美欧发达国家的经验镜鉴，都充分印证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最强的创新驱动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她认为，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对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有着充分而坚定的认识。

比如，2015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2013年初还只是中国工程院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牵头实施的咨询项目。随着当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中国决策层迅速意识到要迎头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责成工信部牵头编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作为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顶层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因此，“中国制造2025”又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何亚非认为，现在，不论是纵向自身发展历史比较，还是横向国际间比较，“中国制造2025”都拥有“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性机遇：

其一，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分摊研发成本、培育巨型企业，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需求支撑，吸引全球企业和创新要素聚集。

其二，研发人力资源的优势。中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理工科占的比例高，研发人员成本低于发达国家。

其三，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形成了强大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之首，产业配套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起步，部分领域居世界前列。

其四，创新体制与政策环境正在改善。“中国制造2025”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研发投入不断增加。

此时此刻，金碚认为，一定要借鉴吸取美欧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是一个赚快钱的行业，实业是一个赚慢钱的行业。金融和实业之间，既有互相之间的支援，也有互相之间的竞争。如果大家都认为赚快钱是好的，携裹资源配置去赚快钱，赚慢钱的实体经济就没人干。只有两者利润相当，金融才可能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就需要，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中最大限度减少‘赚快钱’‘一夜暴富’的诱惑和投机取巧机会，形成建设制造强国的有效激励机制和崇尚实业的社会氛围。”金碚说。